特約撰稿 趙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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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經濟危機應該不會出現歐元崩潰和歐元區解體的嚴重後果,但這場危機背後的歐洲高福利經濟模式的弊端,卻應該引起深思
 

  2009年10月初,剛剛上台的希臘帕潘德裡歐新政府宣佈,2009年希臘的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將分別達到GDP的12.7%和113%,遠超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的3%和60%的上限。在11月底迪拜債務危機初現端倪的情況下,希臘的情勢引發了人們對全球經濟和資本市場的新一輪恐慌。

  12月8日,三大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穆迪和惠譽,均將希臘主權信用級別向下調整了1-2個檔次。這意味著希臘再向外國投資者借錢,成本會更高。希臘債務危機就此拉開序幕。

  和迪拜危機主要是國有企業“迪拜世界”的償付危機不同,希臘危機是希臘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該國現有2800億歐元的債務,而其2009年的GDP才2400億歐元,整個國家處於破產的邊緣。

  和希臘危機一起被頻繁提及的,還有華爾街投資銀行巨頭高盛。上世紀末,希臘正在為加入歐元區而犯愁,因為根據《馬斯特裡赫特條約》,歐洲經濟貨幣同盟成員國必須符合兩個關鍵指標--預算赤字不能超過國內生產毛額的3%,負債率低於國內生產毛額的60%。但是當時的希臘不能滿足這兩個條件。高盛遂出手相救,設計了一套結構複雜的投資工具,幫助希臘掩蓋真實赤字狀況並得以矇混過關,從而獲得了3億歐元的佣金;在“陰謀論”者看來,甚至希臘金融危機的爆發也有背後高盛的翻雲覆雨:大肆唱衰希臘,從而在“信用違約互換”等資本市場大撈一筆。

  然而平心而論,高盛的做法儘管有乘人之危和渾水摸魚之嫌,但也不過是投資銀行的本性使然,就像索羅斯當年製造英鎊危機和東南亞金融危機一樣,無可厚非。希臘危機的主要原因,是希臘經濟發展模式和一系列社會問題積重難返的結果。

  希臘經濟主要靠旅遊業和造船業,週期性強,本就容易受經濟波動的影響。而希臘的失業率常年在10%左右,雖然在歐洲地區並不算最高,但希臘人至今仍享有世界上最慷慨、最昂貴的養老金體系,退休工人享有退休前收入的96%。而且,希臘的老齡化負擔約占GDP的15.9%,是全歐洲最高的。在希臘,公務員是人人皆知的優差,每年有14個月的薪水。

  根據希臘政府的計劃,希臘將在今年把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降至8.7%,到2012年把這一比例控制在歐盟規定的3%以內。為此採取的措施包括提高稅收、改革養老體系、公共部門減薪等。比如開徵燃油稅,將個人所得稅最高40%的稅率起征點從7.5萬歐元下調到6萬歐元,在未來一年內停止招聘新公務員,工人退休年齡從58歲延長到63歲,等等。

  而面對政府不得已的改革之舉,希臘民眾包括公務員以街頭抗議和罷工來應對,這也從側面反映了希臘人在福利制度下養尊處優、不願改革的心理。

  在歐元區,還有和希臘一起列入“笨豬五國”的葡萄牙、愛爾蘭、意大利和西班牙(這5個國家的首字母組合是“PIGS”,也就是“豬”),其公共赤字也都超過了3%。但這些國家債務危機大規模爆發的可能性非常小,而且歐洲央行或成員國出面救助的可能性很大,應該不會出現歐元崩潰和歐元區解體的嚴重後果。然而這場危機背後的歐洲高福利經濟模式的弊端,卻應該引起人們的關注和深思。

  戰後歐洲出現的高福利經濟發展模式,本意是為了緩和階級矛盾,但也導致勞工成本過高,社會進取心和創新受影響。許多歐洲人甚至認為福利是與生俱來的,他們就應該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工作時間更短、退休更早,並且享受著高稅收帶來的完美的醫療保障。但歐洲人正在老去,能為這種舒適生活支付賬單的年輕勞工卻越來越少。

  在金融危機之下,歐洲內部對高福利制度的非議也開始出現了。德國《圖片報》近期公佈了一張德國失業者和工作者收入對比表,結果顯示,不少工作者的收入竟比不上失業者。德國外長韋斯特韋勒日前公開批評德國失業救濟政策將大量稅收付給失業者,導致“懶惰階層”滋生。他要求領取失業金的人必須承擔工作義務,如在下雪後上街掃雪。但對在高福利體系下養尊處優慣了的歐洲人來說,這是一種必須重新適應的新情勢。顯然,不僅希臘,整個歐元區都要被迫面對痛苦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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